中国是什么文明？

一、中国是什么文明？

中国文明，主要分三大文明两种类型，何为三大文明，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华夏文明，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吴楚文明，以古蜀之地为主的西戎文明，何为两种类型，以草原部落兴起的游牧文明和以农业生产定居的农耕文明，还有部分渔猎采集文明和中下层次文明，中国文明发展千年，逐渐稳定形成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汉人文明，以上便是今日之回答，谢谢亲们！

二、中国文明的核心是什么？

谢邀。

中国文明的核心是“和合”，是“均衡”，是“相配”，是“中庸”。

按郭静云的说法，商文明的信仰重点在于均衡相配。商文明并不是崇拜独一无二的大神的文明，一切神力都需与其它神力搭配才行。包括独一无二的帝，也必须祭拜其周围的四方；独一无二的“中”的权力并不具有独一的极端性和主宰性，只能通过与“方”的搭配，才获得其重要性。天浩大，但是没有决定生命的权力，只是天与地相配才重要，并且如果天的神力过大，需要多祈祷，用各种神祕方式控制天而加强地的力量，天地相符、相合，才是万事成功的条件。这种均衡相配并不意味着恒定均衡，而是指相对力量弹性机动、互相胜败，但总体还是产生互不可胜的均衡相配的理想，这才是死生、衰兴不绝的循环。这种信仰从各种祭礼活动中都可以看到。

例如殷墟甲骨占辞中屡次出现“下上若，授我祐”祈祷套语，请求上下护祐授权，商王祈祷“下上若”的重点不在笼括祭祀上下所有的神祇，而在于祈求天地交互，以上下共同授祐，来保障王事的成果。甲骨文又载：“呼神耤于明”，即表达神降而明升之相对性以及相辅作用，进行此礼仪之地称为“明”，恰恰相对于卜辞所呼祈的“神”；在神祕的占卜记录里，很多细节并非偶然和无意义，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此处之“明”，大约是指某种空间概念，同时也指太阳初升时段，借助太阳升起之力与天相交通，带去人间的祈求；并且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天神地明相辅才有“生机”，所以亦保证有受年。甲骨文另有很多用不同颜色牺牲的记录，其中的幽与黄相对，显示了殷人以幽、黄牺牲来象征天地相配的神力，追求天地平衡相合的状态。《易‧坤》“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用形象语言表达天地相配，而殷商用幽和黄牺牲的祭礼，以牺牲的血体现这一形象。

从这些祭法可见：“相配”是商文明信仰的崇高理想，其也影响整个先秦信仰及思想。两极之间所产生的“和”是中国文化传统思想的核心所在。虽然从殷商以来经过多次集权帝国时代，但多元的中国文明始终没有放弃上古文明观念的基础，即“和”的均衡概念；虽然历代帝国张扬天子的崇高位，但君臣“合德”的理想一直被看作是社会思想的重点。

必有下才能有上，如果不重视下，上也无价值，上下不合根本无生。必有四方才能有中，以四方的价值确定中央的价值；各有其权，各有其责，中与方相合才是稳定的空间。必有子才能有父，重视子才能重视父的地位，互相各有其责任。必有臣民才能有君，重视臣民才能重视其君的地位，君臣互相各有其责任，君臣为一德才能有稳定的国。这是从自然到社会一套完整的观念，在先商时期已可见其滥觞，所以非常古老、非常深刻，而一直未曾被完全打败。也正因为有如此意识，过度极权的秦或新朝不能长久。当然，汉武帝极权的程度不弱于秦，但是他还是必须得保持上下平合的包装，而采用很多非直接的政治手段，这就是文化基础的需求：直接极端不能成功，一定要达成上下之合的中庸。

——上引自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

三、中国文明的内核是什么？

中国文明的内核-居中而治

正如考古显示的，6500多年前的仰韶时代应该形成了一种粗放的部落联盟形态。在众多部族对峙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较为强大的部落，这个部落的领袖就成为盟主，他以本部落为中心，把许多相对弱小的部族吸引到自己身边。但那还属于草莽的时代，部落盟主是经常更换的。这种部落联盟形成了几大文化区域,如前面图12显示的状态，而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区域联盟更强一些，在与其他联盟地区交往中，他们可能更有宣誓自己地中的意愿。但这个年代，虽然在几大联盟区域中，有领袖的性质，但并不具备统治的地位，因此所谓的地中只能在自己为盟主的地盘内张扬。这就是濮阳西水坡北斗周髀遗址显示出来的地中。这个时候可能还是炎帝部族为领袖的时代，也可能黄帝部族已崛起，但初期，仍然显示的是仰韶文化的强盛期。这个时候，其他区域也在宣誓自己，当然不一定都是弄个地中什么的，而最多的形式就是以设立祭坛，对天帝祀拜以彰显以祖配天的王权象征。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大型三环石坛，是最早的三天两地的天坛，体现出天意的祈盼和获取。良渚遗址大型祭坛，以森严的神人兽面纹的多节玉琮表现对天神的崇敬和权力的威严。

大约到了5000年前，也就是仰韶文化后期，庙底沟文化二期，黄帝部族真正崛起了。这时中国社会开始由酋邦社会形态向城邦，或准城邦形态过渡。经历了传说的炎黄争战及黄帝—蚩尤大战，黄河流域西部力量提升，以太行山为界，形成了东西两大势力集团，而东方也没有因此根本削弱，还有强盛的龙山文化。但领袖的地位可能已异位于西方了，西部要表明自己的地中位置，这就是陶寺槷表所宣称的。而且随着城邦时代的进化，陶寺遗址表现的天人沟通的天象台，显示出它正逐步远离西水坡的乘龙升天、牛河梁的萨满女神膜拜及良渚的神人兽面的巫祝神境。随着东西两大势力的消长，逐渐形成了“夷夏东西”的对峙局面，但对峙也有联系，有交往，也有孰轻孰重的偏移交换。可能是4000多年前的大洪水，给黄帝部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这个大洪水给处于黄河下游的东夷集团造成了灭顶之灾，而生活在黄河上游的黄帝集团影响却要小得多，而此时正处于领袖的黄帝集团抓住机遇，其夏部族打着集中力量治水的口号，通过联姻，“涂山氏女，夏禹娶以为妃”（《烈女传·母仪》），团结了部分东夷集团的部族，成功地完成了治水的伟业，大大提升了夏部族的威望和能量。由此黄帝集团力量真正进入了东夷集团的范围，以后不断扩张，逐渐成为名符其实的领袖，夷夏东西的格局土崩瓦解了，中国社会进入了城邦时代。但区域文化还是存在的，此时属于东夷集团的商部族在其内部崛起了，但他一时不足以撼动黄帝集团作为领袖的地位。也许为了表忠心，也许是韬光养晦，商的先祖上甲微提出了新的地中。这时中原大地已是九州的概念了，地中不仅是南、北的中心，也必须是东、西的中心。为此确定了新的地中在河洛有易之地，到今天就是河南嵩山登封告成镇。如果将西水坡（河南濮阳）和陶寺（山西襄汾）连成一条直线，居中引出一条垂线，这条垂线刚好落在告成镇，一度不差。证明“上甲微”当时重新定的“地中”，的确不仅取了南北之中，同时还取了东西之中，真正形成了所谓“四方之中”并扶有四方的思想。而这个理念是在黄帝集团夏族真正进入中原，有夏的“家天下”之后，天下格局变了，没有夷夏东西了，而是天下九州了。

上甲微的行为无论是表忠心，还是韬光养晦，实际结果是践行了禹定九州的愿景。我们说濮阳西水坡遗址时期的年代，还残留着浓烈的巫祝遗风，居中而治还是朦胧的理念，那么经历陶寺遗址的时代，到上甲微的时候，居中而治已是核心价值观了。上甲微不负初心，铭记居中而治的政治追求，并将这一传统传贻子孙，敬修孝信之德而不懈，终于至成汤之世戬灭有夏，膺受天命而王天下。战国竹书《尹浩》言汤所居之毫名“毫中邑”，即以其王邑居天地之中，正是其初心的传续。抑或夏人接受了上甲微的忠心，他们在新的地中范围建立了新的王邑，即今天二里头遗址显现的地方；即使夏人没有认可上甲微的行为，那么二里头遗址就是商早期的都邑。但无论如何，二里头这个早期邑制的建作都与上甲微确定的地中有关，而二里头遗址C14显示的年代，公元前1750年正与上甲变置地中的年代密合。

而怀有宏大中国梦的周文王更是深谙居中而治之道，他对武王临终遗言的两则故事的核心思想即在教导武王谨循古鉴而求天地之中，并居中以治事，敬修信孝之德，如此方有机会受有天命。武王铭记这个初心，才可能使我们在西周早期的铜器铭文中读到武王克殷后居中而治的首要追求。何尊铭云：“唯武王即克大邑商。则庭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说文·戈部》：“域，或，又从土。”是“中或”即言中域、中土、中国，亦即位处中原的天地之中。《河图括地象》：“天下九州，内效中域，以尽地化。”《尚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即以居中治世为其政治统治的核心；“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当然又与天亡簋，亦即何尊铭文的“庭告于天”，直承天帝、配帝在下的祀告。体现了武王秉承文王教诲，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追求。

但文王很清楚，居中而治只是在空间上建立起人王与天帝的直接联系，殷鉴有一个最鲜明教训，就是最后的殷王弗忘初心，失义不行“敬修信孝之德”，“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尚书·泰誓》）”所以，居中只是配天空间的建立，道德的高下才是真正践行居中而治的灵魂。因此《保训》在传达舜与上甲微以天文之法求测地中的同时，着重强调了“身兹备，唯允”、“袛备不懈”的德行修养。而商纣王的失德表明，天意不在于如何隆重的祭天形式，而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墨子·天志上》亦云：“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墨子道德之核心之为“义”。史载文王以诚信之德受命，而之后经武王，周公们的践行，使西周社会以信与孝作为道德之根本。而周公们的践行，更体现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立，即上层建筑的建设。周王室打着受命于天的口号，周天子将原始的观象“敬天”图腾的巫史宗教化为王朝所垄断，铸“九鼎”以喻天命。文字源于祭祀，所以铸鼎也成了天子的“专利”。“刻有西周金文铭文的青铜器被赠与各诸侯国。然而，由于铸刻技术被周王朝独自把持，其余各国都无法独自将文章刻在青铜器之上。[57]” 实际上这是把持着文字（文化）传播的权利，以向诸侯们宣示天意、以周天子为共主的宗法体系的权威性。而将它之前超千年的西夏东夷争霸史，整合为黄帝部族的传承史，由此不管是西羌（夏），还是东夷，或其他都成了华夏，而华夏周边都为夷了。也就有了所谓舜求地中，定十二州的舜迹；有了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定九州的禹迹。使《尧曰》有关尧、舜、禹禅让教导后继者必亲掌历数、居中治世的“允执其中”的政治追求具有了史影的痕迹，亦使周的传承具有历史的正当性。

当周以黄帝→颛顼帝→帝喾→唐尧→虞舜替代伏羲三皇伊始，即表明中华文明就少了“上帝”的精神和追求，而多了人文的关怀。而将历史放长，经过孔子们再改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尽管保留着对天、帝、命的信仰，但更多是把它们作为一种“ 神道设教”的形式，以辅助道德的教化。结果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造就一种缺乏宗教性的人文思想，其思想不过是以礼乐为中心的道德教化，《周易·贲卦·彖传》说得很清楚：“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这里的“人文”是相对“ 天文”而言，“ 文”字含有文采、纹理、文饰等意义。通过对自然之文的观察，可以了解寒暑、四季等变化；通过对人及社会的观察，即可以了解人及社会的种种情状，从而使人及社会得到治理。也就是“德”从天道，其实现的周礼所传达人文思想就是礼乐之教和礼乐之治。

这的确是“早熟的儿童”，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以人为本”在襁褓里的华夏文明中萌芽了。而在诞生更古老文明的西亚、埃及却在“君权神授”下，落入“以神为本”的窠臼，走向“神族”的战斗，直至与神一起消亡；而后起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在“神授”之下成长，而受“神”的控制，走向“上帝为本”的天国。然而两千年后的西方社会在脱离“上帝”桎梏后，回归“以人文本”，也有了人文思想，但那却是人文精神所拥有的自由、平等与权利的人格独立与尊严的意识。

四、中国文明密码是什么？

中国文明延续至今，核心密码是什么？

首先人囗众多，盘古开天地，中国的人口在地球上，总是属于第一。

地理位置，西面雪山高耸，空气稀薄。强族无法进入。

南面，东面，万倾海涛，在不发达的古代，这就是屏障。

北面，沙漠草原，来自北面的游牧民族总是被溶化在中华文化中，而成中华民族的一员。

自古以来进入中国只有北面，而北面民族又是启源于黄河流域。他们在中原建立王朝，延续着中国的封建制度。

外来文化，持别是西方文化很难进入中国。

而中国强盛时候，只有河西走廊能够进来，沿途干旱缺水，缺粮，不利于大量人马进入。

就是有强族进入，在途中也会渴死饿死。

至因为有这么一个天然条件，中华民族在这一个天然的国度中强盛的发展起来了。

而产生自己的伟大文化，从来就没有被西方文化干扰。

而又是这个封闭的自然环境，中国始终没有和西方文化，科技流通，而导致西方人在科技上领先中国。

晚清西方的航海时代，从海上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这时的中国才流进了西方的现代科技，而慢慢的，在痛苦悲惨中，溶入了西方文化。

又由于众多的人口，绚丽的中华文化，西方人无法分割中国，中国没有被帝国主义划为殖民地，而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在苦难中追赶，在苦难中兴邦，中华民族，民族文化，在强盛中掘起，重新的繁花似锦，惊艳世界。

五、半坡文明是中国最早文明？

半坡文化，中国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属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是北方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1952年发现于陕西西安市半坡村，从陶器上发现二十二种符号。

年代距今约6800─6300年，半坡村的原始居民是定居的，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建立村落。

半坡是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原始社会。居住区有壕沟围绕，以防野兽侵害。房屋为地面和半地下式的，呈方形或圆形。居住区中央有长方形大屋，可能是氏族集体活动的场所。多种农具、鱼猎工具的出土，反映半坡居民的经济生活为农业和渔猎并重。

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等。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人面、鱼、鹿、植物枝叶及几何形纹样。

半坡文化是北方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

六、中国文明的哲学是什么？

中国文明的哲学基础主要体现为宇宙观。古典中国文明的哲学宇宙观是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关系、整体的观点，而不是重视静止、孤立、实体、主客二分的自我中心的哲学。从这种有机整体主义出发，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故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文化应当建立共生和谐的关系。中国哲学的这种宇宙观不仅对古代中国文明提供了思想支撑，也为中国文明的价值观提供了哲学基础。

关联宇宙

早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社会人类学家葛兰言（MarcelGranet）就曾提出中国人的思维是把各种事物看成关联性的存在，认为这是中国人思维的主要特性。美国汉学家牟复礼提出，中国是唯一没有创世神话的文明，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类不是出自于造物主之手，而是自生自化的，因此中国的宇宙生成论主张的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宇宙各个部分都从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都参与到这个自生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之中。牟复礼还认为，西方创造的上帝来自“因果性”观念，而中国的有机的大化流行的观念是对“同时性”的重视，这是两种对世界和事物关系的不同解释。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也曾以另外形式指出过，中国思想如同怀特海式的对于网状关系的偏好、对过程的偏好，而受牛顿影响的西方偏好个别和因果链，前者把宇宙过程描述为相互交织的事件之网，后者把宇宙构想为一系列事件串成的因果之链。

针对牟复礼的论断，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展开了他的“存有的连续”的讨论，他承认，一般来说中国人的宇宙论是一个有机体过程的理论，即整个宇宙中的万物是一个整体，其组成部分既相互作用，又同时参与同一个生命过程的自我产生和发展。杜维明指出，中国并非没有创世神话，只是中国思维更执着于存有的连续和自然的和谐；中国人的宇宙是动态的有机体，宇宙的实体是生命力———气，气是空间连续的物质力量，也是生命力量。杜维明强调连续性、动态性、整体性是把握中国宇宙观的三个要点，这是很正确的。

就关联性思维而言，李约瑟无疑是此说的主要提倡者，他认为至少在汉代，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这些思想不是迷信，也不是原始思维，而是中国文明的某种特性即有机主义。所谓有机主义，是指这样的看法，事物各部分相互关联、协调，而具有不可分的统一性。汉代思维的特点是，象征的相互联系或对应组成了一个巨大模式，事物的运行并不必然是由于其他在先的事物的推动，而是事物在永恒运动循环的宇宙中被赋予了内在运动本性，运动对于它们自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所有事物都是有赖于整个世界有机体而存在的一部分，它们间的相互作用不是由于机械的推动或机械式作用，而是由于一种自然的共鸣。李约瑟认为在这种协调的思维中，各种概念不是相互对立、分别，而是相互影响、作用，这种相互的影响、作用不是由于机械的原因，而是由于相互的感应。在这样一种世界观里，和谐被认为是自发的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

在宇宙论上，李约瑟强调存在的动态性、整体性，杜维明强调存在的连续性，我们则认为中国的宇宙论思维既强调连续性、动态性，又强调整体性、关联性。关联性有两种，一种是神话思维的原始的关联性，包括巫术式的联想。另一种是哲学思维的关联性，它是更高一级的关联性，我们关注的是这种哲学的关联性思维。中国的思维发展也包含了这个方面，即思维的发展不是一个战胜一个，而是原始的生命的一体化的原则被保存在轴心时代以后思想的发展中成为其一部分；生命交感升华为伦理交感，宗教或神话的交感转变为哲学的感通，在更高的层次上持久地保留了交感互动的特性。中国汉代的关联性宇宙建构，成为中国宇宙观的一个特色。

一气充塞

中国哲学思维发展甚早，连续两千多年不曾间断，就其对宇宙、世界的总体理解及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而言，具有一些突出的特色，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宇宙论的结构特色与“气”的观念密不可分。

关于存在世界的把握，在中国哲学中，气论是一个基本的形态，气的哲学是中国古代存在论的主要形态。气在本源的意义上是物质性的元素，宇宙论的气论代表了中国哲学从物质性的范畴解释世界构成的努力。

在中国哲学中，“物”指个体的实物，“质”指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有固定形体的“质”是由“气”构成的，未成形的“气”则是构成物体的材料。中国哲学的气论认为，一切物体都是气的聚结与消散。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中讲气，强调气的运动变化，肯定气的连续性存在，肯定气与虚空的统一，这些都是与西方物质观念的不同。”

中国古代的“气”的观念是在对那些具体物气加以一般化后所得到了一个自然哲学概念。把中国气论和西方原子论对照的一个明显结论，就是原子论表达的是物质的不连续的性质，而气论所反映的是物质的连续性的性质。应当说，注重气的连续性，从哲学上反映了中国文明对事物连续性的重视，这与中国文明被称之为“连续性文明”的特点也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气是连续的存在，而不是原子式的独立个体，因而中国哲学的主流世界观倾向强调对于气的存在要从整体上来把握，不是强调还原到原子式的个体，而是注重整体的存在、系统的存在。因此中国哲学中常常有所谓“一气流行”、“一气未分”的说法。“一气”既表示未分化，也表示整体性，“流行”则表示气的存在总是处在一种流动的状态之中。“一气”即整个世界为一连续、整合、流动之实在。这种宇宙论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上为儒家、道家等各派哲学所共有，也成为中国哲学宇宙观的基本立场。存在的整体，即是人与世界的统一，即是人与宇宙的统一，近代哲学的二元分裂破坏了这种原始的统一性，在现代之后的时代，人类应当返回作为人与宇宙统一性的存在整体。同时，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不是原子，是社会关系连续体中的关联性存在一方，这种理解得到了气论哲学的有力支持。

阴阳互补

阴阳的观念比气的观念出现更早，西周初年已经出现，最初是指日光照射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易经》中则把阴阳作为整个世界中的两种基本势力或事物之中对立的两个方面。最著名的古代阴阳论的论断见于《易传》之《系辞》，《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指阴阳的对立分别与交互作用，是宇宙存在变化的普遍法则。《说卦》把阴阳普遍化，《庄子》中已经有阴阳生成论。

在西周末期，已把阴阳的观念和气的观念结合起来。庄子说“阴阳者，气之大者也”，把阴作为阴气，阳作为阳气，这样就产生了“二气”的观念。《易传》中发挥了这一思想，不仅提出气分阴阳，也同时强调二气相感。荀子也这样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认为阴阳的对立互补是世界存在与变化的根源。

汉代以后，阴阳的观念成为中国哲学根深蒂固的基本特征。汉代思想家董仲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汉代思想当中，阴阳、五行、四时都是天地之气的不同分化形式形态，同时阴阳与五行、四时、五方、五色、五味等有高度的关联性，由此发展出一套关联宇宙图式的建构。除了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外，五行之间也被理解为相生相克，即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主张：“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金木水火土。”“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新儒学哲学家尤依赖于《易传》的阴阳哲学而不断发展阴阳的世界观。如宋代理学家邵雍言：“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见之矣。”哲学上是指阴阳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不是冲突对立，而是感合、相互吸引和配合。清代的戴震说：“一阴一阳，流行不已，夫是之谓道。”把“道”理解为阴阳二气流行不已的过程。

先秦《管子》中早有对阴阳作用的认识，“春夏秋冬，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把阴阳看做是自然世界各种现象变化推移的动力和根源。宋代思想家张载说：“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宋代理学家朱熹云：“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所以神化无穷。”所以，阴阳的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由此构成的动态的整体变化，是中国人宇宙观的普遍意识，影响到中国文明的各个方面。

宇宙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阴阳彼此为对方提供存在条件，阴阳的相互结合构成世界及其运动。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指出：“正如人们早已知道的那样，中国人倾向于把对立双方看成互补的，而西方人则强调二者的冲突。”人类世界的一切问题都根源于如何处理各种对立面的关系，中国文明的古老阴阳平衡思维不仅是古代中国的基本思维方式，在现代仍然有其普遍的意义。

张载在谈到对立面关系时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对立、冲突甚至斗争的结果，最终必定是相反相成、协调配合，走向和解，对立中求统一，化冲突为和谐，使整个世界不断焕发蓬勃的生机。

变化生生

中国哲学的宇宙观是强调“生生”的宇宙观，以《易经》为代表的宇宙观始终把宇宙看成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将宇宙看成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在孔子已经予以揭示，如《论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说我们所在的世界如同大河奔流一般的运动总体，一切都在流动变化之中。

解释《易经》的《易传》十翼，以《系辞传》最为突出。《系辞传》全力强调变易的意义，如：“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经》为中国文明确立了这样的宇宙观：整个世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转化之中，处于不断的流动变易之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在这种总观点下，世界绝对不变的见解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事物不是常住不变的，变易是存在的基本方式，存在就是流动和变化。正是这种变易的哲学支持着中国文明不断“与时俱进”的发展，与时俱进就是适应变化、与变化俱进。

以《周易》的宇宙观为代表，一方面越来越强调变化是绝对的，同时认为变化并不是没有确定的倾向和内容的。如《易传》中主张，变化的重要内容是“生生”，换言之，在宇宙的大化流行中，要不断有新的东西生成，这才是变易的本质。宇宙，不是死一般的寂静，是充满着创造的活力的。

这一点《系辞》说得最清楚：“天地之大德曰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因此，变化中包含创新，永久的变易包含永远的革新，日新就是不断地变化、创新，生生赋予了变易以更深刻的东西，变易就是生命的不断充实、成长、更新和展开。生生的观念同样渗透在宋以后的新儒家思想中，如周敦颐：“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宋代理学家程颢说：“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

可见在中国哲学中，变化之流即是生命之流，而这一生命之流是以气的连续统一为其载体的。宋明理学的宇宙观重视“大化流行”，大化流行也往往说成是“气化流行”，气本身就是能动的流体，气的运行过程就是道。大化流行是一完整的连续体的活动，而万物是此连续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这里，显示出中国哲学宇宙观的生成论特征。按照《周易》系统的哲学，天地万物是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并变易着。它可能是在从某种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生成是becoming，所以，不是being，而是becoming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周易》的哲学才是中国文明自己的哲学之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果《周易》象传的这句话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那么生生日新的宇宙观正是这个精神的哲学写照。

自然天理

中国缺少创世神话，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宇宙发生说，也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思维认为宇宙是一永恒的存在。天地万物如何产生、存在，也是古代中国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屈原的《天问》最明显地表达出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对宇宙起源、构成的兴趣：“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中国哲学的主流看法虽然认为天地万物不是永恒存在着的，而是有其发生历史的，但天地万物的发生不是由一个外在于宇宙的人格力量创造出来的。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天地万物如果有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应该是自生、自然的。如汉代道家宇宙论认为，天地是从虚空中逐渐生成了气，又由气的凝聚而生成天地。所以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化生出来的。

宇宙不是创造出来的，那么存在着宇宙之内的主宰者吗？回答不是否定的。商周时代承认帝或天为宇宙之内的至上神，但早期中国文明中的“上帝”并不是创造宇宙和人的神，而是在宇宙之内的主宰者，不是宇宙之外的创造之神，而是宇宙之内的事务主宰。就人不是上帝所创造这一点来说，使得在中国文明中“人”的地位必然高于基督教文明中“人”的地位，“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的古老观念，表示在气论的背景之下，人可以获得高于宇宙内其他一切事物和生命形式的地位。正如中国哲学中易学哲学所主张的，人是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中国哲学本来就有“与天地参”的传统，人能参与天地化育、参与大化流行，故“参与”论是十分中国的。人既能参与天的生成，又能与天相感相通。

在宋代理学中，也出现了一种主张，如邵雍和朱熹，他们认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或天地不是永恒的，它在消灭之后会有一个新的宇宙或天地来代替它；同样，在它之前也曾经有一个旧的宇宙或天地存在，而被它代替了。这意味着，一切生成的东西，都会走向消亡。这种生成与消亡借助“气”的聚散来说明，是非常自然的。而在它消亡之后，也一定会有另一个天地按照自然的途径再生成出来，这个循环是没有穷尽的。

在这个意义上，李约瑟称中国的世界观和宇宙模式是“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既是有理由的，却又是不准确的。从新儒学的观点来看，首先，主宰是有的，但主宰是宇宙内的主宰，不是创造宇宙的主宰。对于宇宙来说，主宰不是超越的，而是内在的。其次，这个主宰，商周时为“帝”为“天”，但宋代以来，宇宙内的主宰已经被理性化，成为“理”或“天理”，对“理”的推尊成为1000年来成熟的中国文明的主导性观念。理即是宇宙、社会的普遍原理和法则。

宋代朱熹是肯定这一“理”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朱熹说过：“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元代思想家吴澄也是以太极为“道”、为“至极之理”。他说：“太极与此气非有两物，只是主宰此气者便是，非别有一物在气中而主宰之也。”吴澄仍然用“主宰”一词界定理，这一方面是由于理气论与人性论的牵连，另一方面也是理学形上学词汇的误用。无论如何，这种主宰说只是功能意义上的，没有任何实体的意义。

所以，在成熟的中国文明时期，哲学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一种立场，即宇宙虽然不是由外在主宰者创生的，是无始无终的，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但宇宙之中受到一种主宰性力量所引导和制约，这是宇宙之内的主宰，但此主宰不是神，而是道或理。在宋明新儒家的哲学中，宇宙之外没有主宰，宇宙之内也没有人格主宰，“道”或“理”被理解为宇宙之内的一种主宰、调控力量，天地万物、人类社会的存在和运动都受到理的支配。这种类似自然法的普遍性理论使得理学能够成为近古时代中国社会文明价值的有力支撑。同时，这种物理普遍存在于事物之中的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格物穷理思想也是中国科技文明得以在近代以前长期发达的理性基础。

理的作用是关系的调控，因此理不是实体，毋宁说是关系的体现。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注重关系，而不注重实体。关系思维把事物理解为动态的关系，而每一具体的存在都被规定为处在一种不可分离的关系之中，每一个存在都以与其发生关系的他者为根据。天理即天道，天道的生生之理以“感通”为其实现方式，感通是万物相互关系的状态。因此，在社会伦理上，注重关系的立场必然不是个人本位的立场，它主张在个人与其他对象结成的关系中，个人与他方构成关系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自我为出发点，互以对方为重。

从这种有机整体主义出发，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七、中国是什么文明，何时产生？

中国以华夏文明为源泉、中华文化为基础，并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通用汉语、汉字，汉族与少数民族被统称为“中华民族”，又自称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开始出现聚落组织进而形成国家，后历经多次民族交融和朝代更迭，直至形成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局面

八、何谓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的关系是什么？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是对人类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历史的总结和升华.其内涵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树立符合自然生态法则的文化价值需求,体悟自然是人类生命的依托,自然的消亡必然导致人类生命系统的消亡,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并不是人类对其他生命存在物的施舍,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需要,把对自然的爱护提升为一种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情怀和内在精神信念.

二是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遵循生态系统是有限的、有弹性的和不可完全预测的原则,人类的生产劳动要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使生态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物质产品的生产,在原料开采、制造、使用至废弃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最少、对环境影响最小、再生循环利用率最高.

三是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消费观.提倡“有限福祉”的生活方式.人们的追求不再是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需要的生活.这种公平和共享的道德,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规范.

关系：

生态文明建设是塑造美丽中国的迫切要求

从世界人类文明进程看，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有别于传统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是对传统文明的反思与超越。在内涵上，它主要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也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不仅延续了人类社会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历史血脉，而且承载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成果。生态文明的崛起是人类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遭遇困境的主动选择。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在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也面临难以承受的资源危机、生态灾难和环境危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文明形态转型。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对这种要求的回应，倡导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在改造世界的同时要保护好地球。

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

20世纪，现代化浪潮中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引起人们反思，特别是60年代，全世界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话语表达日益活跃，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首届人类环境会议，标志着人类生态环境意识的觉醒。作为地球村的重要成员，我国于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由此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政府的重要职能，成为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实践运动。1983年，保护环境被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观念开始深入人心。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成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建设美丽中国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理论的创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上，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三大转变：从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的理念，向树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转变；从粗放型的以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模式，向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模式转变；从把增长简单等同于发展的观念、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发展理念转变。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建构上，要正确领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自然观，科学理解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生态中心主义。

建设美丽中国要科学把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是：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加快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强化能源环境立法；激发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努力形成人人关心、人人珍惜、人人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九、中国最远的文明？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

产生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黄河和长江莫属了。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一般主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

十、中国创造的文明？

中国古代文明有：农业文明、文学、建筑文明、政治文明。

1、农业文明，这是中国文明最历史悠久最辉煌的，它开创了农业发展的先端和方向，利用工具和牲口也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这也相信的发展了农业技术和工具的发展。

2、文学，这是一个名族和国家发展的灵魂，有了文化使得人类有思想有灵魂有精神。文化凝聚力量，文化发展生产，文化促进团结。中国文化有：“诸子百家”，“儒家文化”，“诗词歌赋”等。

3、建筑文明，建筑发展是人类得以遮风避雨，然而古代建筑发展已经不单单是遮风避雨了，它更多的考虑到美观、宏伟、舒适。这也开创了我国建筑和桥梁学的开端和辉煌。

4、政治文明，虽然中国古代是封建制度制度的政治，但是，在“唐乾盛世”以清超前期都是世界文明的领先者，曾一段时间是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