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复杂还是科学复杂？

一、文学复杂还是科学复杂？

科学和文学是不同的两样东西。科学是数理化，是实验研究，文学是写故事、编辑文章。

科学是探究，是严密的实验，需要一丝不苟。文学是思维的逻辑性，有了思维的逻辑性，可以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文学复杂还是科学复杂，那是对于个人来说。有些人觉得很简单，有些人就觉得有很难。

二、文学形象的复杂性？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人物形象的单纯性与复杂性存在一定矛盾关系。文学作品中，受限于故事情节的设定，人物形象可能比较单纯，

如纯战争题材影片，主角的形象多以部队军人为主，周边的人物形象也多受此影响；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但万事不绝对，在表现人物内心复杂情绪变化时，这些人物外在的单纯形象就可以淡化了，这就是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

这取决于作家对于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的功底，往往故事跌宕起伏，人物情绪波动也随之得到多方位的表达，这种文学作品多半就是成功的。

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在大型文学作品中常见，如我们熟知的四大名著，人物众多，形象不一，很复杂！

这与文学作品要表达的故事背景直接相关，没有足够的时间、空间跨度是不可能塑造出这样复杂的人物形象的。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主要是作家的功底的表现，一个好的故事，可以提供给主人公完全表达不同情绪的故事情节，我们称之为“血肉饱满”，就是形象丰富的意思，即便是单纯的农民形象，人生中也充满了喜怒哀乐。

三、中唐文学发展概况？

中唐前期诗歌创作处于低潮，后期重又出现繁荣景象。

唐代宗大历年间在诗坛享有盛名的十位诗人合称“大历十才子”。中唐前期元结、顾况注重反映现实民生，是杜甫开创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到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中间的过渡性诗人。中唐前期的刘长卿和韦应物以山水诗见称，是王维、孟浩然的余绪；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的余绪。中唐后期的两大诗派是新乐府派和韩孟诗派。

中唐新乐府运动，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一批诗人，自觉发扬杜甫的写实精神，从生活源泉中觅取诗材，写下了大量赋咏新题材、运用新语言、标以新诗题的乐府诗，掀起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的中坚诗人还有张籍、王建、李绅等。 韩孟诗派与新乐府派几乎同时出现，以韩愈、孟郊为代表。他们标榜“陈言务去”，尚古拙，求奇险，艺术上避熟就生，因难见巧，刻意求新，形成奇崛险怪的风格特色。在两大诗派之外，能够独树一帜，成就较突出的诗人有刘禹锡、柳宗元、李贺等。

四、文学发展的特征？

文学的特征是：可以表达感情，增长知识，诠释历史，是时代精神和感情的结晶，是一种语言艺术形式。

文学的三个基本特征分别是：文化性、历史性、现实性

1、文化性

文学的发展是受文学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

2、历史性

文学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

3、现实性

文学的社会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认识作用，二是教育作用，三是美感作用。三种作用同时发生，构成了文学的社会功能。

除了三个基本特征之外，文学还有全人类性、社会性、民族性、人民性、阶级性等特征。

文学体现心量，历史体现知量（识量），哲学体现智量。文学体现心量，指的是文学体现丰富的情感量、情思量、良知量。也可以说是诗量、“气”量、歌哭量、泪水量。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说“文学是哭泣”，文学拥有最多的歌哭，最多的喜怒哀乐，历史、哲学都不能歌哭。法国作家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表现了人性的丰富；巴尔扎克写《高老头》，表现了人性的凄凉，写到了极致。这些都是“心量”。

五、黄庭坚思想复杂在文学上的表现？

黄庭坚的禅学思想非常复杂 ,不仅与儒道二家融为一体 ,而且在其人生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他的禅学思想在其诗词文章及书法中均有体现。

1,黄庭坚论创作首先十分重视人的人格修养，把作者的品格德行与诗文的风格联系起来，认为人品胸怀会在创作思想中体现出来。同时，他还注意创作中体现出的作者的思想境界、人格力量所产生的社会作用。

2. 在诗歌创作方面，黄庭坚非常重视诗歌的法度严谨，注意篇章结构经营与字句锻炼。同时他还要求诗歌应自然浑成，即自由地合于规律，即要“句中有眼”又要“意在无弦”。所谓“句中有眼”，就是说一句或一首诗中要有最精炼传神、有空灵意趣的一个关键词。而“意在无弦”则是指诗歌要意象超妙，纯出自然。

3. 黄庭坚提出了“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说。“点铁成金”指取古人陈言，经过诗人的重新熔铸，为我所用，以前人作品中的佳句点化自己的作品。“夺胎换骨”就是中新的文字词汇重写前人诗意，以前人诗歌内容作为素材。

六、网络文学的发展？

2019年是中国网络文学稳健发展的一年。历经长期探索、沉淀和磨合后，业界力量逐渐找准行业定位。政策引导、媒介迭代和平台孵化等变化，为内容创造构建起新的机制，合力促成以内容为核心的网络文学整体性变化，网络文学行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

七、文学的发展史？

文学发展史一般分为四个阶段：

古代文学：先秦——清朝末期的文学（1840年前）

近代文学：1840年——1917年的文学，是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时期

现代文学：1917年——1949年创作的文学，也称“新文学”

当代文学：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以后创作的文学

所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最高的白话小说。（

八、印度文学发展及特点？

印度文学历史悠久，各地方语言文学十分发达，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许多国家和地区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公元三、四世纪以前，印度古代文学是世界上几种最古老、最繁荣的文学之一，它包括印度的吠陀文学和史诗文学。

梵文古典文学兴起于公元前后，迦梨陀娑是梵文古典文学中最大的诗人和戏剧作家。

19世纪中叶之后，印度文学开始了近、现代时期。反映民族觉醒、表现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作品大量涌现。孟加拉语文学产生了最伟大的作家泰戈尔。印度文学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为世界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儿童文学发展时间？

第一个阶段（1919-1949）：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儿童文学。在这个阶段，虽然在理论上最早有周作人提出“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但因为当时的文学肩负着救亡与启蒙的任务，儿童文学都负载着沉重的阶级、政治、人生与苦难等方面的内容，儿童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退居其次。

这一阶段的作家与作品也相对比较少，儿童文学的创作不够丰富。最著名的作品是叶圣陶发表出1923年的短篇童话集《稻草人》，冰心1923-1926年写给小读者的通讯散文《寄小读者》，张天翼分别于1932年和1933年出版的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是现代文学史上童话创作的高峰，除此之外，还有1933年陈伯吹创作出版的长篇童话《阿丽思小姐》、1940年代严文井创作的童话《南南和胡子伯伯》等都是重要的收获。

第二个阶段（1949-1965）：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儿童文学。这个阶段社会比较安定，儿童文学也比较繁荣，许多作家自觉地承担起了以儿童文学来教育与培养新中国儿童的任务。主要作品有张天翼的长篇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孙幼军的长篇童话《小布头奇遇记》、严文井的长篇童话《下次开船港》、柯岩的儿童诗《小兵的故事》、还有葛翠琳、洪汛涛、黄庆云等人的短篇童话和萧平、任大霖、任大星等作家儿童小说、郑文光为代表的科幻文艺。

第三个阶段（1978-2000）：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这是中国儿童文学从复苏到空前繁荣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开始冲破政治与教化的桎梏，向文学和人性回归，儿童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作家与作品。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家有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沈石溪、班马、周锐、冰波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动物文学和童话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十、文学主义的发展历程？

五四时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 （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 1917年迁至北京。 ）为主要阵地，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

这场文学革命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从文学进化论的立场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发展观，论证文学变革的必要性，明确地提出了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主张。

文章提出，文学改良要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

陈独秀于1917年2月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更为鲜明、坚定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

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本，批判封建时代的文学为“非人的文学”；倡导新文学应是人的文学，其根本目标在于能使人性得以健全发展 。

1919年1月在《每周评论》发表《平民的文学》，进而提出“为人生的文学”的口号。

李大钊发表重要文章《什么是新文学》(《星期日》第26号，1920年1月4日)。

文章中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要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

李大钊的努力，促进了新文学的理论主张有了长足的进展。

为扩大新文学的影响，《新青年》编辑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汇集反对文学革命的言论，仿照旧文人的口吻，写了《给新青年编辑的一封信》，在《新青年》4卷3号（1918.3）上刊出。

同时又刊出刘半农以记者名名义反驳王敬轩的《复王敬轩书》，将反对文学革命的这些言论逐一驳斥。此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

近代翻译文学先驱林纾介绍西方文学卓有建树。(他不懂外文，却与人合作，一生中翻译了欧美小说180种，共1200多万字。)

但林纾的旧的文学观念十分顽固，视文学革命为洪水猛兽。为维护封建道统，他撰文对白话文大加讨伐，攻击北京大学的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表示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

新文化阵营对此进行了反击，林纾最终只能自叹老迈，寄慨将来，哀哀地收场。

1922年，新文学阵营又与《学衡》派进行了斗争。

1921年，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辅、吴宓等创办了《学衡》杂志，因其观点态度相近，而被称为《学衡》派。他们留学西洋，在美国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尊崇中国的古圣先哲，以融贯中西古今的姿态，标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批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思想倾向稳健保守。

与《学衡》相呼应的，有章士钊在《甲寅》上的复古论调。 “甲寅派”以1925年复刊的《甲寅》杂志而得名（1914年5月，《甲寅》月刊在东京创刊，两年后出至十期停刊）

其主要人物是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

章士钊从逻辑学、语言学、文化史等方面来论证文言文的优越，归结为“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追随附和他的人甚至公开宣扬要取消“白话文学”这一名词